访美的第四周，系馆为我安排的公开课只剩最後两堂。
丽莎是在第二堂课结束後走进教室的。她穿一件黑色的包臀裙，脚跟很高，手里端着两杯咖啡，像来还教室的钥匙。她在我面前放下杯子，裙摆擦过我的膝盖，压低声音说：「教授，今晚系里的酒会，我可以带一位朋友来吗？」
「系里的酒会，同事都可以带家属。」我说，「你的朋友是先生？」
「不是先生。」她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有一种我熟悉的、故意卖关子的坏，「是一位教练。他叫东尼，在体育馆教举重。他……他没有太太，也没有女朋友。」
我立刻明白她为什麽要来问我。上周在这间教室，丽莎的裙子被我推到腰上，她坐在我大腿上，自己摇着腰坐到最深，然後咬着我的肩叫出来，叫得连走廊的工友都探头来看。她是一个丧夫半年的寡妇，而我是一个在中国教了二十年房中术、却从未在讲台上被女人含过嘴的老教授。那件事之後，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必言明的默契：她会继续来问我一些不合规矩的问题，我会继续用教授的语气回答她。
「教授，」她把手机放在讲桌上，萤幕亮起来，是一张男人的背影照，肩宽得像一堵墙，「他看见我上次在课堂上腿软的样子，他说他想亲眼看看，是哪一堂课让我把裙子穿错。」
「他把课堂当成了什麽？」我扶了扶眼镜。
「他说，」丽莎凑近我耳边，「如果教授不反对，他想在教室里，当着那张讲桌，让我看看他的厉害。」
我这辈子写过三本关於勃起的专着，做过四百多次问卷，听过上千个美国学生在课堂上把鸡巴讲得像一支球队。可是当手机萤幕上那堵墙似的身影和「教室」两个字第一次连在一起时，我竟觉得自己的领口发紧。
我必须承认，我在美国听过的「鸡巴」比在中国听过的「阴茎」还多。我的公开课叫「性、文化与媒体」，选课的有二百多人。第一堂我就学会了三个俚语，第二堂学会了用那物事的三个功能开玩笑，第三堂有一个男生当众问我：「教授，中国男人是不是比较小？」我用四十五分钟从周朝讲到清朝，证明中国古人对此从前毫无自卑，下课时却被六个学生围住问同一个问题。
「下周四最後一堂课，」我听见自己用一种极平稳的教授语气说，「六点下课，七点系里酒会。你们只有四十分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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